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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8月的一天，忠县来了一位新县长，名叫余旭，四川邻水人。
余县长从重庆乘船东下赴任。轮船有吃水深度，不能像木船一样直接停靠在岸边。那个时候码头上又没得趸船，都抛锚在江中停泊，看水位、航道状况和轮船大小说话，一般离岸五十至一百米左右的样子，再由小木船把旅客接上岸。当余县长从轮船船舷跨向小木船的一瞬间，估计空隙过大，跨步太小了，或者靠拢了的小木船又被浪开了，突然掉入江中，一下子没了踪影，连施救的可能性都没得。余县长应该是钻了轮船肚子，急流的吸力所致，然后闭气沉了底。
这时，岸上欢迎新县长的仪式早已就绪，看到轮船到港，便放起了鞭炮。突如其来的悲剧让余县长的随行人员不知所措。师爷(秘书)是个读书人，脑子好使，当即决定：由他充当县长，先应付局面再说。
事已至此，余县长夫人只好点头同意。几个月后，有人举报这个余县长是假冒的，被查处，关了起来。余县长夫人带着娃儿离开忠县，回原藉去了。
据说，忠县籍老作家马识途先生创作的小说《盗官记》，其中“假冒县长”的素材就来自这个“余县长”。而根据《盗官记》改编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上映后，“假冒县长”的桥段一夜间走红。也有地方史研究者认为，余县长淹死后没被人假冒，马老的小说另有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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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江始有轮船从事商运的近二十年里，沿岸所有码头都没有趸船。轮船到港，选择深水沱抛锚停泊。等候在岸边的小木船纷纷划上去，把客与货接下来，转送到岸边。岸上的客货要上船，也由这些小木船送到江中的轮船上。小木船俗称小划子，载重量小，灵活轻便如叶，像是在江面漂来漂去，被形象地称为“递漂”。
说是以前的飞机在川江上降落后，客货也由这些小划子递漂。
1930年6月10日12点15分，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万县城下的聚鱼沱江面，它的机身下装有两只大浮筒。这是美制洛宁(Loening)水陆两用飞机“万县”号，上面有五位乘客：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班德、航空组副组长聂开一和工程师曾桐、飞行员安烈生与万福。他们早上七点从武汉出发，做一次考察飞行，中国航空公司拟开辟汉渝航班。这时，一只递漂木划子划到小飞机跟前，把班德等三人接上岸，留下飞行员照看飞机。汉渝航班开通后，重庆城菜园坝江面正式作为水上机场，客货都通过递漂上下飞机，像是机场的“摆渡车”一样。
奉节城江面有一种称之“推跑马划子”的递漂，让我想到小时候爬汽车、铁道游击队员扒火车的情景。一些不在奉节港停靠的过路轮船，如果有旅客想搭乘，递漂小划子会追上去，用爪勾勾住船舷，与轮船齐行，旅客就可以上去了。过路轮船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会开慢车配合。听老一辈的人讲，这种操作不仅危险，还非常考技术，驾长的舵要拿得稳，使爪勾的人要勾得准，前后协调一致。否则，一瞬间船翻人亡。
重庆城的轮船一般靠南岸停泊，递漂按趟收费，价格由官方制定，看划船的远近，收70文、80文不等。从南岸玄坛庙至北岸太平门最远，一趟要100文。来去都一样，并且不分昼夜，洪水、枯水期间也不涨跌价。一只小划子不管坐几个人，定价不变，一个人乘坐给一趟的全价，“打组合”平均分担。一家人，或熟人、朋友一起坐，当然可以由一个人付钱。1935年后，递漂改收银币，上述价格分别为七、八角和一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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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漂养活了一大批码头工人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帮会组织，地盘分界严格。重庆城港区分龙门浩、朝天门、嘉陵江码头帮，万县城为南岸、北岸帮，云阳的码头按货物和地盘分成十二个大棚，每棚为一帮。递漂工种也有区别，提装工人只能转接船运货物，力夫则负责搬运旅客行李，相互之间不得抢夺业务。但往往事与愿违。1930年的一天，因江水极枯，航道弯曲，万县港有一艘轮船停在江中心了，分不清是哪帮的地盘，北岸正轮子帮与南岸提装队发生冲突，把官司打到了县衙。经裁定，再遇这种情况，提装队给船装货，正轮子帮负责卸货。这才平息了事端。重庆城朝天门与嘉陵江码头相邻，这里又是两江交汇处，江面宽阔，轮船停泊时地盘不好区分，两个码头帮的工人为争抢业务经常大打出手。
不过，他们也有齐心的时候。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英、美、日、法等多国商轮进入川江，享有很多特权，并可自备武装押运，或由本国军舰护送。因此，货物里暗中夹带烟土、偷运军火及成色差的劣质铜圆等事件时有发生。1929年7月，卢作孚就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后发布通告：外国轮船进出重庆港，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，经护航队检查后，方能装卸货物。
8月初的一天，日商“云阳丸”轮驶进重庆港，停泊在朝天门江心。川江航务管理处护航队士兵按章上船检查，不料遭到阻拦。船上的日本人还举枪向检查的官兵瞄准，随时准备射击。为避免发生冲突，护航队官兵立即撤离了。卢作孚对撤回去的士兵说：“好吧，不让我们中国人上船，我们就不上他的船。”接下来，各码头帮的递漂工人也都不上“云阳丸”轮去了。事先，卢作孚与他们商定，对拒不接受检查的外国商轮既不去装卸货物，也不给他们递送食品。工人们损失的工钱，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双倍补偿。卢作孚这一招，川江人称之“凉拌”。
重庆的七八月间烈日炎炎，素称“火炉”，昼夜难熬。“云阳丸”轮在江面停泊了四天，货物不能装卸，食品又短缺，成了热锅上团团转的蚂蚁。“凉拌”变成“炙烤”。船上的日本人慌了，连忙给领事馆发电，要求向当地官方施压。然后，又派人秘密联络递漂工人，许诺重金为他们卸货和补给食品。结果两个办法都失败了。最终，“云阳丸”轮不得不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护航队士兵上船检查。
以后，外国商轮拒绝接受检查的事再没发生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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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，民生公司从加利汽船公司购回一条平底矩形驳船，拴锚在嘉陵江千厮门码头。驳船不直接停靠在岸边，与江岸之间的空当搭设跳板或栈桥连接。本公司的轮船进港后，停靠在驳船的外侧，既满足了吃水深度要求，轮船与驳船之间又没有了空隙，旅客上岸、上船既安全又方便了。这种专门供轮船停靠的驳船称之“趸船”。“趸”字拆解为“万”“足”，有一万只脚站立在此，还不稳当、安全吗？
第二年，民生公司在涪陵龙王沱租地设码头，又购买一只木船作为趸船，停靠本公司渝涪航线的轮船，川江上也有了第一只趸船。
尽管如此，以后二十年里，川江沿岸码头仍然少有趸船设施，客货还是依靠递漂。趸船作为附属设施，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，多数轮船公司又只经营一两艘小船，要沿岸设置趸船，根本负担不起这笔开销。另外，川江水位涨落变化大，特别是汛期，趸船要经常移动位置，拴锚在岸上的缆绳必须随时跟着收、放，当时技术设备落后，操作起来十分不易。这些都是阻碍趸船设置的因素。当然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
那个因递漂淹死县长的忠县码头，在事发第二年，即1939年设置了一只木质趸船。不知何故，没用多久就被撤除了，仍实行递漂。也许是当地递漂工人担心趸船抢了“饭碗”，阻挠设置。抗战期间，民生公司准备在云阳码头设置趸船，就遭到递漂工人的坚决抵抗，集结几十人上街游行。
直到1956年，忠县码头又才重新设置一只木质趸船。此时，川江沿岸码头上的趸船已经普及，全面取代了递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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